青涩年华：一个“小个子”的成长、插队与未竟的情愫

青涩年华，常被用来形容涉世未深、纯真质朴的青春岁月。对我而言，那段六七十年代的记忆，交织着先天不足的脆弱、下乡插队的磨砺，以及一份深藏心底的温暖情谊。如今回首，往事如歌，谨以文字记录这段刻骨铭心的历程。

**一、羸弱的起点：外婆的乳汁与成长的艰辛**

我的童年始于南昌一条小巷的出租屋。作为早产儿，我先天不足，母亲缺奶。为了让我活下来，父母将我送到清江县农村的外婆家。当时外婆正为不满一岁的小舅舅哺乳，为了我，她毅然给小舅舅断了奶。这份“生命的接力”，让我对外婆永怀感恩。这段经历后来写进作文《我的外婆》，在高中课堂被老师朗诵时，我热泪盈眶。

然而，羸弱伴随了我的成长。七八岁身体发育时，又遇上国家困难时期。营养匮乏导致我的身高最终停留在一米五七，成了一个“小个子”。身体的缺陷让我饱受嘲笑，性格变得内向、自卑，甚至一度口吃。我常常独自看小人书、在地上画画，以此躲避人群。在家中，作为长子，我得到了父母格外的呵护，他们总想弥补那份因早产而带来的亏欠。

**二、插队李家村：从城市青年到田间劳动者**

1974年高中毕业，我面临上山下乡。父亲时任县文化馆馆长，担心我身体吃不消农村艰苦，通过关系，将我单独安排到新建县石岗镇城郊的李家村生产队，寄住在一户条件较好的村民家。

从此，我开始了面朝黄土背朝天的生活。插秧、除草、收割……所有农活都得从头学起。春插、双抢、秋收时节，更是早出晚归。皮肤被晒脱几层皮，水田里被蚂蟥叮过，田埂上被毒蛇吓过。对于我这个“手不能提，肩不能扛”的城市青年，每日都是汗流浃背、腰酸背痛的磨练。

所幸，我遇到了淳朴善良的乡亲。他们主动关照我，让我干轻活，催我早收工。逢年过节，还会给我送来荤菜鸡汤。在集体劳动中，我也见识了农民们的坚韧与乐观。他们哼唱民歌、讲笑话，甚至编些“黄段子”苦中作乐，那种在艰辛中创造快乐的生活智慧，让我对乡村有了真切而丰富的感受。

**三、祠堂独居与转机：友谊与新家的温暖**

好景不长，半年后因房东儿子结婚，我不得不搬出。生产队将我安置在村里一个兼作小学的旧祠堂里，独自住在清空的小仓库。我买了煤油炉自己做饭，队里安排村民轮流以低价提供米菜。

独居的日子格外难熬。祠堂位置偏僻，夜里鼠窜梁间，池塘蛙鸣猫嚎，让我恐惧得难以入眠。自己生火做饭更是手忙脚乱。父亲得知后，再次找到公社书记求助。经过协商，我被安排与两位在附近建筑工地打工的上海知青——小鲁和小杨同住。新住处是砖木平房，宽敞明亮，我们同在机关食堂搭伙。我对这个“新家”十分满意。

**四、老街书香与余倩：照亮青春的微光**

新住处在公社老街附近。一次，父亲带我拜访了老街上的余老师，他是当地文化站负责人。余老师家书香浓郁，墙上字画，柜中古籍，堪称书香门第。他老伴是小学老师，女儿余倩正在公社中学读高二，比我小三岁。余倩端庄温柔，学习优异，还是学校的“三好学生”。

因为每天上工都路过余家，我很快与他们熟络起来。余老师常借书给我，余倩和师母则每周邀我去家里吃饭，改善伙食。余倩烧得一手好菜，让我感受到了家的温暖。

一天，余老师旧疾突发昏厥，我帮忙送医并通知其家人。余老师转去县医院住院前，师母钟老师私下嘱托我，常去看看独自在家的余倩，他们信任我为人忠厚。我欣然应允。

此后一个多月，我每天上下工都会留意余倩是否安好。周末，她依然邀我吃饭。一个暴雨天，我被淋得透湿，跑到她家借伞。余倩不仅让我换上干净衣服，还熬了姜糖水给我驱寒。她心思细腻，常帮我清洗弄脏的衣物。这份身处异乡得到的无微不至的关怀，让我这个本就口吃的人，感动得语无伦次。

**五、文学共鸣与悄然情愫**

或许因为双方父母都从事文教工作，我和余倩发现彼此都热爱文学。她是琼瑶的忠实读者，尤其喜欢《一帘幽梦》，并有自己独到的见解，并非盲目追崇。这让我庆幸遇到了知己。

在她的鼓励下，我开始尝试将下乡见闻写成文章。我们共同探讨，我将一篇短篇小说《红色的种子》修改后投给《南昌晚报》。不久，副刊编辑亲自下乡与我研讨修改。1975年6月14日，小说终于见报。拿到稿费后，我第一时间买来肉菜，与余倩在家庆祝这份来之不易的喜悦。

朝夕相处，志趣相投，两个青年心中难免生出朦胧的情愫。我能从她眼中看到热情，但也深知她即将面临高考，绝不能影响她的学业。我始终恪守着师母的嘱托与兄长的本分，每次交谈都适时止步，督促她专心学习。